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前言（2） (1)
但是，在我國，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卻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國出版了張十方先生撰寫的《戰時日本文壇》和歐陽梓川先生編的文集《日本文場考察》兩本書。這兩本小冊子，是當時中國文壇對日本的侵華文學進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當時的條件，對日本侵華文學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兩本書加在一起總共只有六七萬字，內容上也互有重疊)。從那以後直到現在，除了近來為數寥寥的幾篇文章以外，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長期處于空白狀态。“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在侵華戰争中起了那麽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們的研究卻遠遠未能反映實際情形。本書的意圖就是要填補這方面的空缺，站在當代中國人的立場上，對日本侵華文學進行整體、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華文學長期充斥文壇，數量巨大，僅在1937年至1945年間，光單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種以上。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更是不計其數。對侵華文學的研究必須基于原始的文獻資料，而且必須消化、鑒別和利用這些文獻資料。但是，我在本書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羅列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點帶面、連點成線的方法，對侵華文學中的重要的文學活動，對有代表性的、影響較大的作家作品的個例進行重點分析解剖。不但要對侵華文學進行揭露和批判，還要回答諸如下列一些問題：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華戰争?為什麽幾乎所有的日本文學家都成了“戰争協力者”?日本文學及文學家在軍國主義的形成和侵華戰争中究竟起了什麽作用?日本文學家負有什麽樣的戰争責任?他們又如何認識自己的責任?日本侵華士兵的形象、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在日本侵華文學中如何被塑造?如何從日本的侵華文學看日本文學的某些本質特征?等等。與此同時，還對侵華文學的發展演變的線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說，把“史”和“論”結合起來。因此，單從每一章看，它是對日本侵華文學的某個專題的研究，而把全書各章貫通起來看，它又是一部較完整的日本的侵華文學史。
侵華文學史，就是日本文學的罪責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就是日本侵華文學的一份“罪案”。整理這麽一份“罪案”非常必要和重要。不立這麽一份“罪案”，其罪責就有被忽視、被忘卻的可能。衆所周知，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戰後，日本許多人，特別是許多政客官僚悍然為軍國主義招魂，動辄大放厥詞，掩飾侵華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戰争。他們一方面在國際壓力下不得不作形式上的“反省”，另一方面又在每年夏天摩肩接踵地到作為軍國主義之象征的靖國神社參拜。同時，日本文學界的軍國主義勢力也蠢蠢欲動。文學家中有人在兜售《大東亞戰争肯定論》(如林房雄)，有人公開否定南京大屠殺(如石原慎太郎)。1998年5月，歌頌戰争犯子東條英機的電影《自尊》又粉墨登場。這些都表明，對日軍侵華歷史的追究和清算還遠遠沒有完成，它仍然是日本人民、也是中國人民的長期而又艱巨的課題。本書的研究，就是這個重大課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俗話說“以史為鑒”。将日本侵華文學加以研究整理，以此警世，以此儆人，這就是本書寫作的根本宗旨。
從學科領域上說，本書所研究的是戰争與文學的關系。在世界文學史上，戰争與文學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戰争常常決定着、改變着一個時期、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的面貌。戰争與文學的關系應該是比較文學中的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日本的“侵華文學”自然也從一個特殊的側面反映了日本文學與中國的特殊關系。因此，本書也是戰争與文學關系研究、日本文學與中國的關系研究的一個嘗試。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福澤谕吉：“文明戰勝野蠻”
明治維新以後，最早關注中國問題，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狀做出自己的獨特分析的，是日本啓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福澤谕吉(1834~1901)。作為文學家，福澤谕吉為創造日本近代的平易暢達、富于宣傳效果的評論、政論和随筆散文等諸種文體，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以這樣的文體，寫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對中國文明的歷史和現狀所做的分析，他那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侵略意識的中國觀，極大地影響了日本人的中國觀，對于日本歷屆政府對華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對中國的看法标志着日本傳統的中國觀的終結，并為日本近代的中國觀奠定了基調。
圖1福澤谕吉像“筆部隊”和侵華戰争福澤谕吉在他的《文明論概略》(1875)一書中，以西方的進化論為思想基礎，把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個檔次。他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最野蠻的國家。”在這裏，福澤谕吉還把中國和日本放在了同一個檔次上，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極個別的人(如江戶時期的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文學家們大都對中國充滿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鴉片戰争結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啓蒙還是以中國為榜樣的。福澤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是文明國。福澤谕吉則明确地從文明理論上把中國的“文明”檔次降了下來，為他的文明理論的進一步展開做了鋪墊。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須擺脫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亞洲文化，學習西洋并謀求加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從而成為和西方國家一樣的“文明”國家，這也就是他後來提出的“脫亞入歐”；其次，日本現在有了“文明開化”的覺悟和條件，而中國沒有，所以，雖然日本和中國一樣屬于“半開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這關鍵的一點上還是要高于中國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他的根據是：日本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是一個天皇的“至尊”與武士幕府政權的“至強”相配合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把專制神權政府傳之于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讨論文明的先後，那麽，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達不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 日本比中國容易。”(《文明論概略》)而到了後來，福澤谕吉就幹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國說成是“野蠻”國家的代表了。
就這樣，福澤谕吉把中國幾千年來在東亞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麽，現在應由誰來做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中心呢，在福澤谕吉看來，日本正在成為西洋各國那樣的“文明國家”，因此自然應該是當仁不讓地成為亞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亞洲東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論與朝鮮的交往》)于是，他主張用武力向中國、朝鮮等國家輸出日本的所謂“文明”，幹預朝鮮事務，并使朝鮮成為日本的附屬國；主張和西方列強一起瓜分中國，割取中國的臺灣和福建省的一半。在《東洋的波蘭》一文中，他甚至畫好了一張“支那帝國分割圖”。他積極鼓動對中國清政府開戰。當日本在“日清戰争”(甲午中日戰争)中勝利之後，福澤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傳》中寫道：“日清戰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勝利，啊，……多麽高興，多麽感謝，我簡直不知怎麽說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榮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麽想讓他們看到今天的勝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淚。”他把日清戰争說成是“文明對野蠻的戰争”，認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義下同中國作戰的，因此，在他看來，使中國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
福澤谕吉關于“文明”、“進化”的理論，關于武力侵略中國的主張，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重要源頭。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象征”的北一輝，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義綱領《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19)中，明确寫着：“中國、印度七億同胞，若無我日本之扶持與幫助，實無自立之途。”他認為，為了把歐美“非法獨占的大量領土”奪取過來，日本“有發動戰争的權利”。其思想主張與福澤谕吉具有明顯的聯系。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時代另一位啓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中江兆民(篤介，1847～1901)以另一種更具有文學色彩的形式表達了和福澤完全相同的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經綸問答》(1886)中，設計了一種戲劇性的情節結構。“酷好飲酒，又酷好談論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獨酌，已入陶然步虛”之境。而就在此時，兩位客人帶着洋酒登門拜訪。其中一人是“西裝革履，眉清目秀，身軀颀長，舉止潇灑，能言善辯”的“紳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壯，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傑君”。三人禮畢坐定，交杯換盞，縱論天下大事。
“三醉人”當中，“紳士君”是主張以文興邦，認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會制度，世界各國遲早都要建立這種制度。而劣弱的國家，實現富國強兵之策沒有指望，所以，還不如幹脆放棄不及強國萬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陸軍備，而致力于無形的“理義”、“學術”、“美術”，使強國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與“紳士君”相對，“豪傑君”則慷慨激昂地贊美戰争，他說：“争源于人怒，戰源于國怒，不能争者為懦夫，不能戰者為弱國”，“文明國必是強國”，“征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國均為昔日的善戰國，今日的文明國均為今日的善戰國。”接着，“豪傑君”切入了主題：
在亞細亞，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時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國，國名不記。其幅員甚為博大，甚為富饒，而又甚為劣弱。我聽說此國有兵百餘萬衆，但渙散不整，緩急均不能用；我聽說此國雖有法度，但形同虛設。那是一頭極為肥碩的牲牛。為天下衆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饑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歸于我邦，則我邦必成大國。物産豐饒，人多勢衆，乃施以政教，可築城池，可築防禦，陸可出百萬精銳，海可泛百千戰艦。我蕞爾小邦，一躍可成俄羅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傑君”還進一步從日本的內政方面說明對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認為，人們身上均有“戀舊元素”，而“戀舊元素”好像癌腫，承平既久，癌腫就要擴散，因此，“國家若一聲令下，挑開戰端，二三十萬之衆，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腫之處，莫若我忘記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亞細亞一大國也。所以我等二三十萬癌腫患者，開往那一大國，事成則占地雄霸，且可打開那一種癌腫社會；事不成則橫屍原野，名留異邦。為國割除癌腫，成效必得。此可謂一舉兩得。”
那麽，“豪傑君”所說的“那一大國”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國。關于這一點，居于前兩人之間、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後來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說：
豪傑君所說阿非利加或亞細亞那一大國。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國在亞細亞，則應與之結為兄弟國家，緩急相救，互相幫援。若妄動幹戈，輕佻鄰敵，使無辜人民死于彈丸，尤非計也。若夫支那(當時日本對中國的蔑稱——引者注)，從其風俗習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勢而言，亞細亞小國當與之修好，鞏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為妙。我國産品日益增加，及至貨物豐盈，那支那國土廣大，人民蕃庶，實為我國一大販路，滾滾不盡之財源也。
可見，《三醉人經綸問答》與其說是讨論天下大事，不如說主要談論的是中國。更明确地說，就是如何對付、掠奪和瓜分中國。“三醉人”的三種看法，表面看來互有不同，但實質是相通的。“豪傑君”殺氣騰騰，說得最為露骨，對中國的侵略企圖絲毫不加掩飾，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紳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贊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與“豪傑君”并無多大差別。在“紳士君”看來，像中國那樣的弱國幹脆不必有自己的軍備。那麽國防怎麽辦呢?他沒有明說，其實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後來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來“保全”中國；“南海先生”不主張對中國動幹戈，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應成為日本的資源基地和商品市場，成為日本的“滾滾不盡之財源”。
在《三醉人經綸問答》裏的“三醉人”當中，中江兆民處在什麽位置呢?我認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個不同角度的發言，代表了他對華思想的三個不同的側面。換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總之，在這部作品裏，中江兆民是把中國作為日本獨立富強的犧牲品來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岡倉天心：“日本的偉大特權”
如果說福澤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表達了針對中國的軍國主義意識，那麽，岡倉天心則是從文化的角度表現了同樣的軍國主義思想。岡倉天心(1862～1913)是明治時代最早系統研究東方藝術(包括中國、印度和日本的藝術)的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但是，他對東方藝術的研究，并不是學院式的純學術性的研究，而是帶有強烈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色彩和傾向。他曾到中國作過藝術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寫了《支那游記》、《支那的美術》、《東洋的理想》、《東洋的覺醒》等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和作品。
圖2岡倉天心像在《支那游記》中，岡倉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就是，“在支那沒有支那”。他寫道：“關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覺是什麽呢?不是別的，而是‘在支那沒有支那’。單純說‘沒有支那’，聽者也許會嗤笑，換句話說就是，‘支那沒有支那的共通性’。”岡倉天心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力圖證明的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誰都知道，中國的南北方在風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異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風俗文化和東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樣的道理。以此為依據來否定中國文化的同一性，無論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實質上，這裏暗含着一個不可告人的邏輯：既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那由日本來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東洋的理想》中，一開頭就提出了一句提綱挈領的話：“亞細亞是一個”(或譯為“亞細亞是一體”)，極力提倡亞洲的一體化。既然在他看來連中國都不是一體的，那又遑論整個亞洲的一體性呢?原來，岡倉天心是要導出一個根本性的結論：亞洲應該是一體的，但是現在還沒有實現這個理想。那麽，由誰來實現這個所謂“東洋的理想”，使亞洲成為一體的呢?在岡倉天心看來，當然非日本莫屬了。
以研究東洋問題而自負的岡倉天心不會不知道，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和印度的學生，那麽，日本有什麽資格自告奮勇地來擔當統一亞洲的使命呢?他認為：
在這複雜當中明确地實現這種統一，是日本的偉大特權。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們從這兩方面汲取源泉。我們能夠把亞洲的意識完整地體現出來，這是我們的與這種使命相适應的一種遺傳。我們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無與倫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過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們有着在膨脹發展中做出犧牲而堅守祖先留傳下的觀念和本能這樣一種島國的獨立性，我們就能夠使日本成為保存亞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儲藏庫。而在中國，王朝的覆滅，鞑靼騎兵的侵入，瘋狂的暴民的殺戮蹂躏。——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國，除了文獻和廢墟之外，能夠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榮華，宋代社會的典雅的一切标記，都不複存在了。
(中略)
就這樣， 日本成了亞細亞文明的博物館。不，她遠遠高于博物館。因為這個民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天性，這個民族小心翼翼地保護着古老的東西，同時又歡迎新的東西。憑着這種具有活力的精神，我們把過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來了。……
顯而易見，岡倉天心的這一套理論的核心，就是以日本為核心，來統一亞洲文化。他打着弘揚亞洲文化的旗號，強調亞洲各國文化上的連帶性，同時又把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對立起來，提出“歐洲的光榮，亞洲的恥辱”(《東洋的覺醒》)。正是這一套理論主張，成為日本現代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表面上看，岡倉本人并沒有明确鼓吹對華侵略，但是，他又為對華侵略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在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争時期，他的“亞細亞是一個”成為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來進行侵略宣傳的一個著名口號，他們甚至把這句話刻在了石碑上。在這句口號的掩護之下，對中國的蹂躏和占領成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義舉”，對中國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揚亞洲文化”的“聖戰”，侵華戰争也被說成是把中國從英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大東亞戰争”。半個多世紀以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在《建設大東亞秩序》(1943)一書中，把岡倉天心的話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亞細亞的複興，并不只是意味着從歐洲的統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它同時也是在亞細亞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複活古代的光榮。而日本實際上正在為這一莊嚴的使命而戰。因為，東洋的好的東西，寶貴的東西，縱使在其故國最終也已經成為一去不複返的偉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卻以生機勃勃的生命躍動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從我們的生命中所攝取的正是這種作為東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戰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體制全面形成，侵華“國策”也逐漸全面實施。與此相适應，日本文學界也全面軍國主義化。大部分文學家加入了侵華戰争——“大東亞戰争”的宣傳鼓噪中。其中，在理論上為日本的侵華“國策”鼓吹辯護最賣力、影響也比較大的，是保田與重郎和武者小路實篤。
保田與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文學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導地位的理論家。他的大量言論與著作，極力煽動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熱，故意使用別扭費解的語言，暧昧混亂的話語方式，來構建日本人對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國體”的非理性的膜拜。作為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家，他試圖從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中尋找日本文學的血統。他認為，“現代文藝批評家的當務之急，就是……為了偉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統在文藝史上列出譜系來。”(《一個戴冠詩人》)極力把日本的文學史說成是天皇“萬世一系”的文學，證明日本文學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謂“皇國文學”，宣揚“日本主義”和“日本精神”。作為法西斯主義文學家，保田與重郎主要不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華戰争，而是從他“浪漫主義”的“美學理念”出發，把日本的侵華戰争視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實現，極力把日本的侵華戰争加以“文學化”和“美學化”，鼓吹所謂“作為藝術的戰争”，把侵華戰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認為日本出兵中國內地是日本人在20世紀中采取的最“壯麗”、最“浪漫”的行動。
1938年，保田與重郎作為《新日本》雜志社的特派員，到朝鮮及我國東北、華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并寫下了游記随筆評論相雜糅的文集——《蒙疆》。這本書集中地表現了保田與重郎的中國觀及法西斯主義戰争觀。他在北京看了故宮、萬壽山，認為在中國已經喪失了唐宋文化的輝煌，斷言北京是一個“頹廢”的“廢滅”的城市，而日本軍的到來，給中國帶來了美麗的生機。他極力贊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占領，把盧溝橋看成是日本的“大陸發現時代的端緒”；在八達嶺、上關等處看到了飄揚的日本的太陽旗，則驚嘆為“壯麗的浪漫的風景”。一路上，他貪婪地環視着美麗富饒的大陸，同時又不斷構築着日本吞并大陸的“浪漫”的藍圖。他寫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裏，日本毅然決然書寫世界歷史，從事着改變我們民族歷史的偉大事業。況且我所走過的路線，将成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線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對世界上的異國異族展示我們浪漫的日本而開拓的路線。現在是軍隊的進軍路線，不久就将成為世界性的交通幹線，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大變革的據點。”“今日日本的國家、民族和國民的理想，是通過征戰的形式來實現的。什麽時候我們可以越過寧夏，到達黃河的源頭，到蘭州去破壞赤色的線路呢?那個時候世界的交通線路就會發生偉大的變革。而這種行動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這裏，保田與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華戰争成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寫道：
大陸征戰的結果，是〔日本〕國民的空想力和構想力增大了。這個時代創造力的衰退，莫過于毫無詩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動，比19世紀法蘭西帝國的行動規模遠為宏大。(中略)這是世界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宏大。世界歷史上的文化飨宴中的最大的地盤，正由日本人來開拓。我國現在進行的戰争，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壯觀的宿命。兩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紀的理念。而這個理念的惟一的實現者，就是東方的日本。因為，日本是亞洲歷史的惟一的防衛者。同時，作為反抗歐洲侵略的亞洲的防衛者，用鮮血譜寫開國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這種世界文化的意義上，從日本的自豪感出發，國民支持這場戰争。更有士兵們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無畏的歷史的忠勇的谛觀，從容赴死。這種雄偉壯麗的精神的風景，決不比明治的戰争稍有遜色。
保田與重郎正是以這種狂熱心态，構築起了他稱之為“浪漫主義”，實為法西斯主義的“戰争美學”。那就是把侵華戰争精神化，把精神戰争化。在他看來，最浪漫的東西，或者說最美的東西，就是戰争，戰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學。在《蒙疆》的最後，他總結說：“嚴格地說來，所謂大陸，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風土(不是地理學的現象)，今天的大陸作為皇軍的大陸，是嚴整的一體，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義，它是新的面向未來的混沌的母胎。”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大東亞戰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華期間另一個戰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紀初，武者小路實篤從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出發，曾一度采取了反戰的立場，并寫了反對日本軍人屠殺臺灣人的《圍繞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戰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均1915)。但是，到了後來，他逐漸地變成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實篤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亞戰争私感》。這是一本赤裸裸地進行侵華戰争宣傳叫嚣的言論集。全書分為若幹章，均冠以标題，如“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麽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争”、“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争及以後的事情”等。在這部臭名昭著的書中，武者小路實篤對“大東亞戰争”的所謂“合理性”，做了荒謬的論證。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極力把日本說成是中國乃至亞洲的恩人和救星。他聲稱這本書是寫給那些“對日本不抱好意的一部分亞洲人”看的。他要告訴這些人：“如果亞洲沒有日本這個國家，那亞洲會怎樣呢?”結論是：“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日俄戰争，滿洲肯定成了俄國的地盤。不光是滿洲。如果沒有日本，那麽朝鮮不用說，中華民國的北部就成了俄國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沒有日本，他們(指中國、朝鮮等——引者注)，無論怎麽折騰，都将成為美英國家的盤中肉。或遲或早都會如此，不會有別的結果。只有日本國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來制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從這種觀點出發，武者小路圖3武者小路實篤(右)和周作人
實篤極力為日本的戰争行徑評功擺好。在他看來，日本為了和俄國争奪在中國的殖民霸權而進行的那場“日俄戰争”，完全是為了東亞和中國；當時歐美人自視比亞洲人優秀，又倚仗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亞洲人當作奴隸，而敢于對此提出抗議的，惟有日本。“他們之所以不能無憂無慮地從事邪惡的勾當了，就是因為有了日本國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日本國看去雖小，但卻不接受美英的蔑視。而且“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在亞洲，只有日本是一個從來沒有受到侵略的國家，因此它被人類賦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亞洲”。他希望亞洲人明白一個事實：“日本拒絕美英随心所欲地壓榨亞洲，惟有日本一個國家能夠使他們把亞洲的財富還給亞洲，使亞洲人不再作奴隸”；“這次的大東亞戰争，就可以視為日本為完成使命而進行的戰争。”“所以日本人絕不是只顧自己的國家，誰擾亂了東亞的秩序，就必須受到制裁。”“對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國，不能再讓他們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犧牲，也必須幫助他們。”所以他認為，亞洲“都得感謝”日本；“亞洲人要深刻地意識到，日本的存在，對于亞洲來說實在太幸運了。”“倘若日本失敗了，那對于亞洲來說，對于東亞來說，都将是無比悲慘的。因此，亞洲人民愛日本，盼望日本取勝，是理所應當的。”
在《日本為什麽強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實篤把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論拾掇起來，大肆宣揚“日本主義”，宣揚日本人和日本國家的優越性。他認為日本之所以強大，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國體”的優越。那就是：“日本國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萬衆一心”；人民為了天皇獻身感到無上的光榮，所以在戰争中湧現出了“特別攻擊隊”那樣的為了完成任務而從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強大，還因為“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擁有實幹家最多的國家”，這一點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類拔萃”。日本人從不懶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國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實篤認為日本人是“慈祥”的，武士的感情，日本人的感情比較脆弱，但是，“越是慈祥越是強大，越是強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實篤和保田與重郎一樣，宣揚“死的美學”。他說：“人間有超越死亡的東西。我贊美為了超越死亡的東西而從容赴死。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實篤關于日本強大的結論是：
日本人強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譽心強，性格要強，吃苦耐勞。關鍵時刻敢于犧牲。我認為，決不茍且偷生的性格，在戰争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突擊、肉彈(意即以肉體為槍彈，同歸于盡的自殺——引者注)，這些都是日本軍隊奪取最後勝利的原因。俗話說：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敵人聞風而逃，空戰時日本使用這種戰法常常取勝。舍身的戰法，這是日本從古代就有的戰法，這種戰法直到現在依然有效。
有個詞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強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齊備，精神昂揚，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所以強大。
作為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者小路實篤顯然堅信日本必定取得“大東亞戰争”的勝利。為此，他在《未來東京之夢》一章中還設想了勝利後的美妙情景。他寫道：“東京是日本帝國的首都。這個帝都理所當然地應成為亞洲第一文化中心地。”“東京是亞洲的軍備的中心，學術文化的中心。東亞人如果不來一次東京，那就不能開口說話。”“在大東亞戰争完成的同時，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為亞細亞全體精神的中心。所以東京一定是亞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實證明，武者小路實篤盼望的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黃粱美“夢”罷了。
以上，我們分述了明治維新後到戰敗前的約半個世紀中，日本文壇有代表性的五個人物的軍國主義思想主張，從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學家在軍國主義思想及侵華“國策”的形成和實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壇上的這些人的言論在日本軍國主義及侵華“國策”的形成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從“文明論”、“文化研究”的角度，為軍國主義的形成制造了理論根據；第二，站在“民間”和“在野”的立場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華“國策”上下呼應，一唱一和，強化了“官民一致”、“一億同心”的軍國主義體制；第三，利用文學家的影響，将軍國主義思想加以闡發，在軍國主義思想的宣傳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壇與軍國主義思想及侵華“國策”的這些密切聯系，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日本軍國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某些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
從17世紀到18世紀上半期，中日兩國都處在封建社會最後階段的閉關自守的狀态中，兩國的文化和文學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維新後，特別是甲午中日戰争以後，日本積極推行侵略中國的“國策”，一步步地對中國進行滲透和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許多文學家也關注中國的情況。但是，這種關注和古代文學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學家大都對中國充滿着景仰之情。但是，進入近代以後，日本文學家對中國由景仰變成了輕蔑。在有關以中國為題材、為背景的作品中，他們雖然仍保持着對中國古典傳統的美好憧憬，但對現實的中國卻充滿着鄙視。例如，日本近代文學的泰鬥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應“滿鐵”(即“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對華經濟侵略的中心)總裁的邀請到中國東北和朝鮮旅行，并以那次旅行的見聞為題材，寫了長篇游記《滿韓處處》。“筆部隊”和侵華戰争在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處處以一個先進國家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甚至偏見看待和評論在中國所見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國馬夫用鞭子抽馬，看到人們對街頭一個受傷的可憐的老頭兒不予理會，就得出了“殘酷的支那人”的結論；在奉天(今沈陽)喝茶喝出鹹味來就相信是沈陽人的糞便滲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肮髒的支那人”的結論；看到住處窗戶後面埋着一口接廢澡水的大缸，也覺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說家芥川龍之介１９２１年曾在中國游歷數月，并寫了以此為題材的數種游記。他在《支那游記》的“上海城內”一節中，這樣寫道：
……從那巷子轉彎，就是久聞其名的湖心亭。聽起來是個好地方，實際上只是個破爛頹敗的茶館。亭外的池中，漂浮着綠色的污垢，幾乎看不見水的顏色。池子的周圍用石頭壘着奇怪的欄杆。我們剛走近這裏，就見一個穿着淺蔥色布衣，拖着長辮子的高大的中國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處豎立着的中國風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綠色的水池，以及嘩嘩地朝這水池傾瀉的小便，——這不只是一幅可愛的憂郁的風景畫，同時又是我們面前這個老大帝國的可怕的象征。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陳敬濟、《品花寶鑒》中的奚十一，——在這人群當中，這號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麽杜甫，什麽岳飛，什麽王陽明，什麽諸葛亮，卻似乎一個都找不出來。換句話說，現在的所謂中國，已不是從前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在猥亵、殘忍、貪婪的小說中所表現的中國了。
誠然，這樣的議論和描寫多少反映了當時中國的實際情形。但是，日本人諸如此類的對中國野蠻落後的描繪，本身卻常常暗含着日本人的一種優越感，一種傲慢與偏見，甚至是一種“弱肉可食”的潛臺詞。
随着時間的推移，“潛臺詞”變成了“前臺詞”。從2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文壇上出現了一些鼓吹對華侵略的作品，還有一些作品在對中國及中國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寫的同時，某種程度地顯露出了對華侵略的信號。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濟南慘案”與《武裝的街道》（1）
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就對中國進行了多次武裝侵略和挑釁活動。其中，1928年的“濟南慘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華事件。
以濟南慘案為題材的作品，有日本“無産階級作家”黑島傳治的《武裝的街道》。
在中國的北伐戰争時期，日本為了保證自己在中國北方、特別是在山東的既得利益，極力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1928年初，蔣介石率軍北伐，日本則以“就地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山東，并與北伐軍在濟南遭遇。日軍蓄圖4黑島傳治像意挑釁，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在慘案中，日軍占領了濟南，屠殺中國軍民6123名，殺傷1 700名，造成財産損失2 957萬元。黑島傳治的《武裝的街道》從慘案發生前寫起，以日本在濟南開辦的一家火柴公司為中心，描寫了日本在濟南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和殘酷剝削。在“排斥日貨”的運動中，這家火柴廠采取偷梁換柱的手法，在日貨上貼上中國産品的商标，充當中國的“國貨”，千方百計在中國傾銷産品。他們視中國的苦力為牛馬，給他們吃的是黑窩頭、高粱渣，卻逼他們一天幹十五個小時的活。他們的理論是，“支那人都是惡劣的人種。千萬不要誇獎他們”；“他們不知廉恥。我們無論怎樣善待他們，他們也不知足。給他十塊錢，他們發牢騷，給他一塊錢，也一樣是發牢騷。……所以，要是給他們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頂了。”而且他們還振振有詞地宣稱：“我們來到支那，的确是雇傭苦力幹活了。但是，難道不是我們給了那些家夥一份工作嗎?沒有我們在這裏開辦的工廠，他們到哪裏去賺錢呢?”他們不僅要中國工人給他們賣命幹活，還要求中國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們的奴隸。他們認為，“在朝鮮，在滿洲，支那人都對我們敬而畏之，戰戰兢兢”，而“這裏(指山東——引者注)的支那人還敢擺譜，就是因為這裏沒有日本的軍隊。”
而向山東進軍，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濟南〕對日本究竟意味着什麽?山崎(小說中的日本記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濟南，實在是天下之要沖。陸為南北中間，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濟南一動，則可影響天津北京之形勢。若把灤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濟南則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島的沿線，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着約十八億噸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數十裏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裏蘊藏着相當于全亞洲煤炭儲量八成的六千八百億噸煤，還有無盡的鐵礦。 日本今後要在資源需求上獨立，就不能無視山東煤炭的價值，而且也不能無視山東煤炭的世界的價值。”(《日本和山東的特殊關系》，第19頁)
山崎當然知道這些。
“為了在滿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投入了巨額的資金進行開拓。應該始終維護這一利益。在某種情況下，即使放棄山東，在滿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須保證。滿蒙是先，山東是後。有人認為，為了滿蒙我們以國力相賭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東，某種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當然，滿蒙的天地廣闊，利害關系重大，對全局的得失關系甚大。但是，從廣東興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産主義者的悄然興起，如今眼看已經完全滲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滿洲，也處于魔手可及的狀态。山東作為滿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價值。有了山東，滿蒙才有安全。況且山東在地理位置優越方面，在軍需的價值方面，在作為黃河流域無限財富的後方地帶方面，使得它在我國的國防上、國民生活上，都永遠不能脫離我國的勢力範圍。像美國的資本家，早已看到黃河泛濫區适合棉花的種植，已派人進行調查研究。如果那裏能夠生産棉花，那麽，就可以結束日本從美國進口棉花的歷史。對于日本來說，如果喪失了山東的主人公的地位，那麽，将來，日本在鋼鐵、煤炭方面的獨立性就要喪失掉。不僅如此，日本如果從支那北部退卻，在保守退縮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國的淪落和衰退?支那大陸雖廣，但我國在經濟上絕對支配的地域，除了滿蒙，就只有山東了。日本在過去十餘年間，投入了巨額的資本，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開發山東的資源，現在國人的投資已達一億五千萬元。确保我們的同胞辛苦開拓的經濟基礎，并加以發展，是理所應當的。”(同上書31頁)
也許沒有比黑島傳治在小說中引用的這段資料更能說明日本對山東的野心及制造“濟南慘案”的原因的了。所謂“保護日本僑民”雲雲，不過就是保護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利益”罷了。
于是日本軍隊來了。他們在濟南大逞淫威，燒殺搶掠。濟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裝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濟南慘案”與《武裝的街道》（2）
黑島傳治作為日本的“無産階級”作家，對濟南慘案的看法及其描寫是不同于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和右翼文人的。盡管鑒于當時日本國內的形勢，他對日軍在濟南慘案中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如洗劫中國的商店，濫殺平民，甚至違反國際法準則，慘殺前去交涉的中國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現。但是，他能夠尖銳地指出日本制造濟南慘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維護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利益”。他還寫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戰行為，并且正面描寫了對中國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職員。大體上說，《武裝的街道》對濟南慘案的描寫是公正的，立場是“反戰”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濟南慘案發生時日本宣傳媒介向日本國民所做的歪曲報道：
那一天，被殺害的日本人，連同兩天後在土中發現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內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資産階級的報紙卻報道為二百八十名。報紙上寫道：〔日本〕婦女被強奸後遭殺害，赤裸着身子，慘不忍睹；姑娘的陰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斷，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員的面前，〔日本人的〕頭蓋骨被敲開，腦漿迸裂，流在路上。關于搶劫，也有同樣的報道。
報上登的遭難者的敘述：貴重的衣物不用說，連床板、鋪席、天花板都被卸了下來，小學生的課本都被偷走了。金鎖、金表、二百四十塊大洋、三百八十塊紙幣都被搶走了。
讀了這樣的報道，有誰不恨南軍(即北伐軍——引者注)呢?有誰不氣憤地要把這些暴軍全部消滅呢?
這種誇張的報道，具有強大的力量。
黑島傳治敢于指出日本報紙的欺騙和煽動的宣傳，是難能可貴的。為此，黑島傳治在戰後也一直被日本和中國的學者們稱為反戰的作家。甚至中國有人評價《武裝的街道》“是黑島傳治馬克思主義戰争觀的最高表現，是他的優秀論文《反戰文學論》在創作上的出色實踐”。(見《革命作家黑島傳治》，載中文版《黑島傳治短篇小說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武裝的街道》對日本制造的濟南慘案是揭露了的。但是同時，作者也不可能不受當時日本國內主流輿論的一些影響。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他對中國的北伐軍，即所謂“南軍”的看法上。
在濟南慘案中，日軍的敵人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軍。因此，日本當時極力宣傳北伐軍如何野蠻無禮，以便為他們出兵濟南制造借口。在《武裝的街道》中，黑島傳治同樣對北伐軍抱有偏見。他把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和中國的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相提并論，把國民革命軍旨在鏟除軍閥勢力的北伐革命說成是“南軍的侵入、掠奪和破壞”。當然，黑島傳治對蔣介石及北伐軍的這種看法，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立足點有所不同。自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對共産黨的“四·一二政變”以後，日本共産黨及左翼作家便不斷地對蔣介石進行攻擊和批判，如小牧近江、裏村欣三合寫的《前往青天白日之國》(1927年6月)、前田河廣一郎的劇本《蔣介石》(1929年7月)等都是如此。在《武裝的街道》中，黑島傳治虛構了“在莫斯科的兒子蔣經國”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借以抨擊蔣介石。信中說：“……現在你已經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父親，你是反革命的英雄，是新軍閥的首領。你在上海對勞動者的屠殺，全世界的資産階級都拍手稱快吧，帝國主義者，賞給你不少禮物吧。可是，無産階級卻永遠不會忘記!”在這裏，黑島傳治沒有弄清中國國內的內戰同日本侵華戰争的本質區別，也就是混淆了階級矛盾和民族鬥争的本質區別。即便蔣介石是軍閥，也決不能成為日本出兵濟南、入侵中國、屠殺中國軍民的理由。對蔣介石及北伐軍的醜化，對“支那兵的亂暴”的渲染，妨害了作品反戰主題的表達。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武裝的街道》本身的命運。這部長篇小說與1930年11月由日本評論社出版，出版時許多段落和字句被删除。但是盡管這樣，出版後仍被政府勒令禁止發行。日本現代文學史上幾乎可以說是惟一的一部反對侵華戰争的長篇小說，就這樣未見天日就被扼殺了。因此它實際上并沒有發生什麽社會影響。直到戰後的1953年，《武裝的街道》才得以公開出版發行。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萬寶山》和《日本的戰栗》（1）
歪曲的描寫和侵略的叫嚣在《武裝的街道》同時或之後出版、并得以公開發行的以日本侵華事件為題材的作品，再也難見反戰的傾向了。例如，伊藤永之介(1903～1959)有名的短篇小說《萬寶山》(1931年)對“萬寶山事件”的描寫，不但失去了客觀公正性，而且是有意地歪曲描寫了。
衆所周知，“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為了加快侵占我國東北地區，千方百計進行所謂“滿蒙危機”的宣傳，以便為武力侵占東北制造借口。“萬寶山事件”就是日本利用朝鮮人在長春附近的萬寶山開墾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1931年，李升薰等180多名朝鮮人，在未經中國地方政府部門允許的情況下，私自從一位漢奸地痞手中承租大片土地，并打算将旱田改為水田，引伊通河水灌溉。因開挖水渠而損壞了中國農民的農田，并可能造成汛期淹沒水渠兩側數萬畝農田的隐患，中國農民向長春縣政府請願，要求制止。長春縣政府依法命令李等朝鮮人停止不法施工。日本以朝鮮人是“日本國民”為由，強行幹涉。日本駐長春領事奉日本政府的“堅決保護”朝鮮人，以“顯示我方威力”的指示，向吉林省政府提出抗議，聲稱“日本國臣民有權在中國租地，無需中國方面許可”，并派日本軍警，武裝護衛朝鮮人繼續施工。7月2日，400多名憤怒的中國農民擁到現場填渠，中國方面也派了300多名警察以穩定事态。日本軍警先是強行制止中國農民填渠，并将多名中國農民打傷，然後又首先悍然開槍38響。中國農民被迫撤出現場。7月3日，日本又派500多名警察，攜帶大量輕重武器前往萬寶山，并占領萬寶山鄉的馬家哨口，在那裏強占中國農舍，懸挂日本國旗，并令朝鮮農民繼續挖溝修渠，修複水壩。水壩在7月5日修成。同時，日本方面蓄意制造謊言，稱朝鮮人在萬寶山“被害數百名”，以此煽動朝鮮境內的朝鮮人瘋狂排華，致使華僑被殺119人。
“萬寶山事件”的真相，現在已經大白于天下。但是，日本人在當時和以後，一直通過各種形式對事件真相進行歪曲。伊藤永之介的《萬寶山》，就是以文學形式歪曲“萬寶山事件”的典型例子。
《萬寶山》以流浪中國東北的朝鮮農民趙判世及其妻子裴貞花一家為中心，描寫了“萬寶山”事件的前前後後。小說從趙判世等朝鮮農民在萬寶山挖渠開地被中國“長秋”(即長春)政府下令禁止寫起，到朝鮮農民離開萬寶山結尾。小說極力表現趙等朝鮮農民的悲慘生活。他們在朝鮮被地主壓迫剝削，被迫背井離鄉，來到滿洲。但是，來到滿洲後，他們又不斷遭到中國官民的迫害。小說一開頭，就寫在開渠被中國當局強令制止後，趙一家以編制“滿洲式的柳鬥子”為副業。但中國巡警突然闖入，說未經許可，不得随便編東西賣，于是，“狡黠的支那人，像貓一樣快速伸手，奪過了兩個柳鬥子”。趙怒而欲奪，被中國巡警一鐵棍打倒在地。當朝鮮農民不顧中國方面的禁令，繼續施工挖渠的時候，中國的騎兵隊便氣勢洶洶，大打出手，并且把趙判世抓走。中國農民在中國官方的慫恿支持下，不斷地向挖渠工地開槍威脅。小說寫道：
從昨天晚上就聽說，由于水渠的開挖多少受點損失的圖5伊藤永之介像 上游的〔中國〕農民，非常惱火，要來襲擊。支那官方誇大其辭地說雨季來臨的話，水渠上游就要遭洪水襲擊。還說閘門一修完沿岸的農田就進水了。而實際上，僅僅是一小塊田地進水罷了。
(中略)
水渠貫通以後，在三荷屯有二百名〔中國的〕馬隊和步兵駐紮在那裏。原野上随時都能看到成排的馬隊。搖着青旗在土丘那面橫沖直撞。
他們每天都照例在平原上到處巡察，威脅着朝鮮人村落。
手拿長槍、手槍和鐵鍬的支那農民，像野鼠群一般襲擊平原。開槍的主要是他們。
平原上的支那農民似乎從官方那裏得到了武器，然而，在長秋擁有相當多的軍隊和警官的〔日本〕領事館，卻不知為何，連一名警官也沒派來。
“俺們就是死了，有誰會哭俺們呢?”他們〔朝鮮人〕都這麽說。
他們的目的就是把朝鮮農民們從這裏趕走，使等待播種的五百垧水田，完全收歸支那人支配。
(中略)
蔣介石政府下達了驅逐滿蒙的朝鮮農民的命令，這好像是事實。驅逐朝鮮農民并不自今日始，但由于受到利權回收的煽動，現在是愈演愈烈了。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萬寶山》和《日本的戰栗》（2）
小說最後寫道，正當這些朝鮮農民挖渠的時候，荷槍實彈的中國保安局的馬隊和帶武器的中國農民，忽然包圍了他們，并向他們猛烈地開槍射擊。而在場的日本人只有五個擔任警戒的警官。中國人打傷許多名朝鮮農民，燒掉了用來築渠的柳樹條。被驅逐的朝鮮農民們，包括丈夫被中國人扣押而生死不明的裴貞花，都扶老攜幼，“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上無目的地流浪”。
顯而易見，伊藤永之介在這裏完全颠倒、歪曲了歷史事實，把非法入侵者寫成了受害者，把受害者寫成了蠻橫霸道的暴徒，把日本500多名軍警的武裝幹預寫成只有“五個擔任警戒的警官”。至于日本軍隊對中國農民首先開槍，更是只字不提，卻寫成了中國農民對朝鮮農民的開槍射擊。《萬寶山》發表于“萬寶山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據說在當時的讀者中産生了較大的反響。小說中不顧事實的歪曲描寫，為所謂“滿蒙危機”火上澆油，産生了惡劣的影響。直到戰後，日本還有學者認為它“尖銳地揭露了萬寶山事件的實質”(竹內實《昭和時期的中國像》，中國研究所1957年版)。這篇小說是作者伊藤永之介的成名作，伊藤永之介在日本被稱為“無産階級作家”和“農民文學家”。然而，遺憾的是，作為“無産階級作家”，在《萬寶山》中，他的“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只表現在對所謂“日本國民”的朝鮮農民的同情上，卻絲毫沒有對中國的無産階級、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應有的階級同情，甚至連一點理解都沒有。而他的日本國家主義的立場倒是非常明确的。
像《萬寶山》這樣的作品對日本蓄意侵華的事件做了歪曲描寫，但畢竟還沒有達到公然地進行戰争叫嚣的程度。而就在《萬寶山》發表一年後，這樣的作品也出現了。那就是直木三十五(1891～1934)的長篇小說《日本的戰栗》(中央公論社1932年版)。
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戰栗》是以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亦稱上海事變、淞滬戰争)為題材的。1932年日本為了轉移歐美列強對他們炮制僞滿洲國的注意力，并對上海的排斥日貨的救國活動予以打擊，由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公使館駐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秘密策劃，決定在上海挑起戰端。1月18日，他們雇傭打手襲擊了三名日本僧侶，然後嫁禍于中方。1月28日，日軍悍然向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在上海屠殺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平民。中國的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愛國官兵進行了英勇抵抗。5月在蔣介石政府的妥協退讓下，中日雙方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而在此間，僞滿洲國終于袍笏登場了。日本發動淞滬戰争的目的也達到了。
還在淞滬戰場硝煙未散之際，作為當時著名的“大衆文學”作家的直木三十五來到了上海采訪。就在此前不久，即這一年的1月，直木三十五在《讀賣新聞》上發表《法西斯主義宣言》，公然宣告：“我對全世界宣言：我是法西斯主義者。”2月，直木三十五和吉川英治等五位作家在軍部的直接參與和支持下，成立了法西斯主義文學團體“五日會”。這樣一個法西斯主義文學的急先鋒，來到淞滬戰場後，狂熱之情難以按捺，在回國的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寫起了《日本的戰栗》。他在該小說的“序”中稱：戰争何時到來?來了又怎麽辦?“我想到這個，就感到戰栗。這是日本的戰栗，同時也是我的戰栗”。他交待說：《日本的戰栗》“是我的戰争觀的一部分，是對于日本人作戰的特異性及日本的士氣的新解釋”。
這部小說主要以新聞記者江南的見聞為視角，以上海事變發生前後為背景，以鳥見澤老人一家及周圍的人物為描寫的中心。鳥見澤在日俄戰争中負傷致殘。這次他的兒子烈又将去上海戰場，女兒吉子在酒館當服務員，鄰居夏井是工人。依夏井的看法：戰争“對誰有好處呢?對資産階級”。而“俺們是無産階級”。鎮上的其他人也認為“夏井說的也有道理”。吉子接觸的一些新聞記者也議論說：“現在這種社會，不‘左’傾的人，就是沒有正義感和良心的家夥。”還有人說：“日本還是打輸一次為好。”當江南作為從軍記者啓程前往上海的時候，送行的人中還發出了猴子般的叫聲，以示嘲弄。人們都罵日本，毫不顧忌地說軍隊的壞話。他們認為，在支那，“戰争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現在的戰争，就是禍害”。烈被征兵并将被派往上海前線的時候也不想認真地打仗，他說：“我反正是跟在坦克後邊走，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頭走。”然而，當這些日本人來到上海戰場後，以前的觀點完全改變了。烈所屬的部隊擔負進攻江灣鎮的任務。在這支部隊中，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為了完成使命和任務，随時準備犧牲”。烈也覺得，“軍隊這種形式，平時都是挨罵的。但是在這裏卻是作為人的最高的精神之所在”。于是，他并沒有消極地“跟在坦克後邊走”，而是冒着槍林彈雨，勇敢向前。烈的靈魂終于在戰場上得到淨化，他對以前自己參加罷工感到羞愧。中隊長指着士兵對前來采訪的江南說：“他們都是‘爆彈三勇士’，不同的只是有沒有那樣的機會罷了。”面對此情此景，江南感動了。他想：“戰争真是太好了。因為戰争沒有生，也沒有死。——在這裏，只有人性之美，只有勇氣。”在上海的戰場上，日本的官兵們簡直都不想回日本了。……
在這篇小說中，與其說直木三十五寫出了“日本的戰栗”，不如說它寫了“日本的瘋狂”，是日本的瘋狂的戰栗!這是一篇赤裸裸地鼓吹對華侵略，美化法西斯主義侵略戰争的作品。在直木三十五看來，戰争既可防止日本人赤化、又可煥發日本人的民族精神，還能夠“淨化”一個人的靈魂，結論是：“戰争真是太好了”。直木三十五在這裏表現的所謂“戰争觀”，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義戰争觀。直木三十五顯然是試圖通過這樣的小說，将“自己的戰争觀”變成所有日本人的戰争觀。不幸的是，後來的無情事實證明，這樣的戰争觀竟真的被日本的大多數國民接受了!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上海》與《北京》：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七七事變前的日本文學中，較早透露出全面侵華戰争信號的，是橫光利一的《上海》和阿部知二的《北京》。圖6橫光利一（右）在中國
橫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的現代主義流派“新感覺派”的核心作家。這個流派的作家，特別是橫光利一本人，擅長描寫現代都市的喧嘩與騷動。1928年4月，橫光利一曾到上海旅游了一個月，同年底開始在《改造》雜志上連載，1932年出版單行本。這部長篇小說被認為是“新感覺派”的集大成的作品。《上海》以中國的五卅運動為背景，描寫了幾個幽靈般在上海灘上徘徊的日本人的形象。這裏有背負着愛情的創傷、對生活感到絕望的上海銀行的職員參木，有販賣木材的商人甲谷，有自稱“國粹主義者”的甲谷的哥哥甲谷高重，有收購醫用死屍以供出口的“亞細亞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