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7章 參觀

然後，又就原來興民社中央提出的方案，在大會上表決興民黨的組織架構。

幾個元老當然為本黨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他們也都還沒有犯過錯。

差不多的黨員都是青年學生，誰沒有比誰年紀大多少，現在按貢獻資歷的組織架構沒有多少人會反對，或者明白自己不足以取而代之，又怎麽反對？

所以中央委員仍然是那六人，又加入了當地的兩個同志，一個是川大的學生劉康民，一個卻是金帶皮袍哥家庭出身的李若梅，是他們的老朋友了，與蘇琳關系極好，蘇琳的工作很大程度得到她的幫助。

這樣安排倒不是因為關系，而是為了工作。

陸鶴軒從副社長變成了副主席，王鵬濤擔任組織部長，趙清洋當着黨內財務部長，蘇琳擔任秘書處主任，許麗珍擔任宣傳部長，而劉康民負責保安與聯絡部，李若梅擔任黨民合作部長。

各省又提名了省委主席，按組織辦法與紀律原則組織省委，并有組織的進行抗日救國與建設活動。

本來觀察員們是沒有想過在這裏枯燥地坐這麽久的，但是一些小黨派的人看到了近年才興起的興民社初初組建興民黨，各省居然有這麽多的青年參加，而他們的人就少多了。

他們組織的複雜卻有條理，也不愧大多數是青年大學生參加的政黨，腦子就是活，幹活就是有勁。

伍先生為人謙遜，他不會小看這支力量，世界将來還是青年們的，而這些赤子之心的青年，将來都是種花的希望。

他知道興民黨的力量不小，卻沒有想到比他想像的還要強一點。這些人組織做事的風格，怎麽有些像大同會呢，或者是因為其實興民黨也有很多大同會的青年，年輕人沒有八股作風，積極吸納有用的東西。

一天的大會後，舉辦了晚宴，次日，就由中央委員分頭帶領同志們參觀主要成員辦的實業。

趙清漪帶着伍先生、孫夫人、小孫先生及各民主黨派的代表去了岷江發電站參觀，趙清漪親自介紹基修建的過程和現在的發電機組功率。

現在發電廠的管理層多是請來的高校畢業生，也是黨內的同志。發電廠是趙家出錢出力最多，後來又高價賣了40%的股權給蜀省政府，還有60%的股權掌握在趙氏手中，可是其中40%的股權紅利按照職工的職位、貢獻獎勵給他們，10%的股權紅利則會分發給發電廠所在村的成年村民。

衆多民主黨派聽了也不禁訝然。

“這樣的話，你們努力了這麽久，盈利不是很有限嗎？”

趙清漪笑道：“如果加上我們為這個項目的人情往來支出，在這座發電廠上的我們的利潤基本為零。但是沒有省政府、廣大職員和當地百姓的支持，事業也是做不成的，我們希望各方都發揮主人翁的精神、互相監督來愛護我們的發電廠。就比如說我們這樣做，當地的村民要是看到有人破壞發電廠，都會主動去阻止，被全村的人所敵對，我們的外地員工與當地的村民關系也好。雖然以後基本沒有利潤，但是省政府支持了建造，還出錢買斷了我們四成的股權，我們資金短板就得到了緩解，我們投入的錢就收回來。其實這個項目，我們賣的不是電，而是創新、智慧、知識與勞動。省政府的稅賦為這個項目買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發電廠為實業發展提供基礎條件，本身也提供就業崗位，還給本地人民帶來長期的額外收入。這樣我和我的小夥們的才能得到了發揮，知識的就是力量，知識就是生産力，我們崇尚知識與勞動，我們要用知識與勞動創造價值，我們個人以此為生。我們黨內的大部分的成員是兼職為黨內做事，我們的政黨目前本身不能升官發財，反而要交黨費，像我的黨魁身份，幾十塊錢的工作補貼還不夠交黨費。我們的黨費目前每個人是不太統一的，這個也是很有争論的，但是在争議中現在拿出了現在用的第一案，就是以個人合法年收入的0.2%—2%為标準，個人合法年收入越高的人百分比越高，而十六周歲以下未成年的學生免交黨費。”

有人好奇地問：“那麽如果有人虛報財産呢？”

趙清漪說：“我們以個人合法收入高為榮譽之一，因為那代表着個人的能力強、貢獻大。但這并不是賣官鬻爵，我說了連我黨魁的身份其實都等于是倒貼俸祿的。一個為了百分比并不高的黨費而花盡心思向黨隐瞞個人合法收入的人格局很小、服務的意識也不強，那麽也可以從側面看出他的為人，黨內的重任，同志們肯定不放心交給他。而得不到同志們的支持與幫助，其實長遠損失更大。舉個例子，有很多同志問我這時候入蜀做什麽行業賺錢，問我哪裏有房賣，又或者需要我給他介紹人脈幫個忙，又或者介紹工作，除了私交之外，我有限的個人力量肯定會幫助那些格局更大的服務意識更強的同志。在社會上生存，除了個人能力之外，個人口碑和人際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強求大家怎麽交黨費，不交可以退黨，退黨了可以當黨外朋友或者群衆朋友，我們沒有權力限制個人自由，但是退了之後都不能再入，退黨的朋友的子女沒有特殊能力或功勞我們也不接受入興民黨。我們提倡黨內平等互助、同舟共濟，促進創新創業，不管是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用知識與勞動發展生産力，帶着人民奔小康，實幹興邦。”

那人又問：“但是如果要核實個人年收入的話，也是比較難的吧。”

趙清漪點頭，說：“對，現在基本沒有辦法核實，如果為了這麽幾塊錢要在同志們面前裝一輩子窮人，有發揮的機會也看着別人去做，最後還退黨來要回避交黨費，那也随便他了，我們是民主自由的黨派，在這方面可能佛系了一點。我覺得不要在金錢上對別的黨員提那麽多要求，因為這不是黑幫的保護費，我自己帶頭按規章交黨費，總也有真正有覺悟的人的。”

趙清漪知道交的黨費多的人，可能在黨內發表意見也能得到更多的關注，大家覺得他的發展好，能力強，資源多，自然都選他當幹部。而這樣的結果，反而更利于他的發展，賺更多的錢，就像現代的某些俱樂部。

忽然有人好奇問道：“你們是高校學生為主體的黨派，那麽會接受軍人、政府職工、農民、工人為黨員嗎？”

“會。擁有考查時期的，附近這個村子裏就有一黨員和兩個預備黨員，都是農民。不管什麽職業或者階層都是國民，我們和農民、工人的關系也是極好的，我們興民黨是促進國民致富。國民越富國家就越強，越來越富就越來越強，現在我們貧窮不要緊，但是不要麻木地安于貧窮或者限制國民致富，這會讓我們種花國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擡不起頭來。我去過美國……”

趙清漪又将自己在美國認識的華人華工會受到歧視，同工卻賺得更少的現狀說來，還有她在購買機器時面對美國人的那一句語氣很平常的話卻如飲冰的心情說來。

如果國家強了，哪裏會這樣呢？

趙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學家羅素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都來過我國，評價我國國民：貧窮、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勞、肮髒、遲鈍。我覺得貧窮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窮得吃不飽飯當然無精打采和懦弱。貧窮到沒有希望，當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勞還貧窮，為什麽呢？因為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沒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們也會發展有覺悟的農民、工人為黨員，希望他們所代表的種花最廣大的族群的民權可以得到我們黨內的支持，他們中的黨員可以帶動他們身邊的人去實現民權，從而解決民生。”

小孫先生忽然問：“難道興民黨和大同會一樣，想要土改嗎？”

趙清漪一聽他這種試探的敏感問題，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會提出來的，而是令尊孫先生提出來的。驅除鞑虜、恢複種花、建創民國、平均地權。可見孫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是激進的土改是有問題的，畢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産是靠着勤勞積累下來的，而也有部分的無地者是懶惰揮霍掉了，這個是要辨別的。如果我勤勞苦幹二十年，積累了五十畝的土地，幾個潑皮懶漢把他們父母的揮霍掉後二話不說要來分我的地産，那我絕對是反對的。”

幾大民主黨派像是松了一口氣，他們現在響應大同會的聯合抗日，卻是不能接受激進土改的。

伍先生當然發現幾個民主黨派的态度，這樣說來大同會反而會被他們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覺得這個女黨魁并不排斥大同會，對他也格外禮遇。

伍先生道：“其實我們大同會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倡議，只不過後來被清黨才改了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大同會不是沒有想過。”

大家面色才緩合了。

趙清漪道：“黨派之争，我覺得求同存異才是上策，任何單一的思想我覺得都有自掘墳墓之險。就像當年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發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淺，所以才有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假設當初法家、墨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等等全都發展良好，百花齊放，別說現在的西方列強了，也許就沒有西晉後的五胡亂華，沒有崖山亡國之恨，也沒有我漢人為奴三百年、落後這三百年。如果黨同伐異殺盡國人中的異黨能人，那殺得盡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者嗎？一黨之孤家寡人怕是就會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樣了，列強欺來怕是要打不過，難道要學西太後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這話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在場人也不禁暗自叫好，感覺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也不怕小命不保。

但是此時正是統一抗日時，趙清漪還不害怕，當發現有這麽多的學生時，她想有腦子的統治者應該不會殺她，将這個群體推離自己。

孫夫人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而這個國家與民族是我們共同的花園。”

伍先生也笑着稱是，而各位大佬自然也沒有這時反對。

趙清漪又帶着有興趣的朋友參觀了自己的“開心農場”，倒是許多人都有點心思要西遷，畢竟他們也不是軍人。可惜，現在的蜀省中地價在上升，比之趙清漪當年貴了一倍有餘，這可不是容易的。

黨代表大會和參觀交流結束後，各大黨派的朋友和代表都返回了家鄉。

這時候，有十個同志負責主辦《興民日報》，包括陳子豪在內的洪門的十個成員合資，從國外進口了印刷設備辦了印刷廠，代加工着報紙印刷的工作。

到了7月1日，《興民周報》第一期出版了，也找好了從事貨運的朋友能把報紙帶去外省。《興民周服》第一期的發行量就達三萬份，有一萬份是省內消化，而其它是運往外省。

在7月5日時，趙清漪抽空去參觀報社時，幾個年輕的同志還因為成績非常興奮，按照這發行量和廣告收入，報社不但能養活記者們，還能盈利。興民報社屬于第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卻可以盈利的黨産。

他們覺得很高興，趙清漪卻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